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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為公共藝術存在的意義

[日期:2018-05-31] 來源:  作者: [字體: ]

在當下,城市公共雕塑的詬病并不鮮見,然而,時至今日,所謂的“公共藝術”早已不僅是在城市的某個空間放一尊雕塑那么簡單,當然,城市雕塑依然是公共藝術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但已遠遠不是公共藝術的全部。公共藝術是一個正在不斷“生長”的領域,它模糊了很多學科的界線,也跨越了很多媒介。公共藝術與民眾之間到底有多少距離?公共藝術,到底是誰的藝術?這樣的藝術與社區到底存在著什么樣的關系?這些問題值得我們探索和深思。

究竟什么是公共藝術?盡管學術界對此還鮮有一個清晰的定義,但是,公共空間、公共性、藝術性、在地性、跨學科、跨媒介無疑都是談論公共藝術時繞不開的關鍵詞。
然而,更核心的問題是,公共藝術與公眾到底存在著什么關系?公共藝術,到底是誰的藝術?一些學者認為,“公共藝術不僅是雕塑、或是一般靜態的視覺呈現,而往往是通過一些行為,一些事件,還有一些人們交互的平臺建設,來讓大家進行對話,讓各種意見可以得到一種呈現。這恰恰為社會民主、社區治理提供了多樣性的渠道和可能性。中國公共藝術很多都訴諸外在的視覺張揚,而對社區生活的深度介入與對民眾的尊重等方面,做得還遠遠不夠,有待大大的提高。”

德國,漢堡:《穿越易北河》

按照一些學者的解釋,公共藝術當下正處在從靜態走向動態、走向多元的發展過程,它不僅可以是一尊雕塑、一棟建筑,也可以是一場演出、一個事件,甚至一場游戲、一次聚餐都能成為公共藝術的形式。增進人與人之間的了解,進行社區建設,或者提出自己的社會見解、環保主張……這一切都以藝術之名而進行的,雖然在公共藝術的概念出現之前,把一些事情當作藝術看上去是那么荒誕,畢竟,吃頓飯、做個游戲怎么就成藝術了,它們到底有何價值?


在北村韓屋村的藝術作品 -- 首爾藝術和文化基金會提供

在某知名藝術院校舉行的公共藝術獎研究員年會上,各國研究員就以一個個現實的案例來探討公共藝術的多元形式和價值,試圖探究公共藝術研究方法及其未來的總體發展趨勢,構建有效的國際公共藝術研究與交流平臺。
來自16個國家的24位國際公共藝術協會成員圍繞公共藝術研究總體構架、公共藝術與地方重塑、公共藝術資料收集檢索具體方法三方面的內容進行討論。這些研究員遍布全球七個地區,包括東亞、太平洋及東南亞地區、歐洲、非洲、南美、北美、中東及南亞地區。他們對各自地區公共藝術作品案例的介紹,也逐漸勾勒出全球公共藝術發展的現狀。

南美研究員加百利·瑞貝羅作品《巨像》

美國《公共藝術評論》雜志的作者杰西卡·菲婭拉和編輯、策展人梅根·歌博介紹了當地一個以社區居民聚餐為形式的公共藝術項目。菲婭拉和歌博表示,這個項目為當地居民建立了一種新的交流頻道。北京大學藝術學院教授翁劍青認為:“這種共享與交流有利于增進當地社區的認同感和歸屬感,加強社區共識。這讓我們看到,西方的公共藝術不僅是雕塑、或是一般靜態的視覺呈現,而往往是通過一些行為,一些事件,還有一些人們交互的平臺建設,來讓大家進行對話,讓各種意見可以得到一種呈現。這恰恰為社區自治提供了多樣性的渠道和可能性。”

《愛因斯坦頭像》

有意思的是,轉換一個文化環境,比如在中國的某個社區,人們習以為常的聚餐形式還能否起到與美國社區一樣的效果呢?退一步說,如果同樣在美國,但換一個社區,能否同樣奏效呢?答案很有可能是否定的。這就引出公共藝術中的一個基本要素——“在地性”。公共藝術研究專家汪大偉教授對此這樣概括:“我理解的在地性就是不可復制性,‘非此地不可’,也就是說離開這個地方、背景,該作品就可能毫無意義了”。


豐富多彩的公共藝術
 

那公共藝術對相應空間的作用和價值何在?汪大偉教授直截了當地指出:“地方重塑”。就中國的情況而言,他表示:“隨著城鎮化的發展產生了一系列的問題,比如空心化問題、鄉土文化精神缺失的問題、文化自信缺失的問題等.而公共藝術就是如何用藝術的語言、藝術的方式去解決這些問題,以實現地方環境、人文精神的重塑。”
定居印度的法國策展人伊芙·萊米斯爾介紹了一個名為“藝術之路:裴妮亞地鐵計劃”的案例。“藝術之路”是由印度班加羅爾喬杜里藝術學院的學生們發起的,致力于通過藝術與裝置將都市基礎設施轉化為文化中心。這個項目與班加羅爾地鐵有限公司(BMRCL)合作,給予班加羅爾的居民更充分的公共空間使用權,并在當地地鐵系統中分享了本地歷史。項目意在思考與社區、身份有關的多重問題,以及什么樣的藝術與設計可以將公共空間改為擁有精神的場所。

摩埃,復活節島

裴妮亞是班加羅爾市一片重要的快速發展區域,而它的建筑面貌卻在為工業及其他的城市發展讓路。因此,這個“裴妮亞地鐵計劃”就想通過多種多樣與當地歷史文化有關的藝術作品,或明亮詼諧、或發人深省,來吸引當地的民眾和地鐵旅客。
有一個有趣的裝置作品叫“裴妮亞的色彩”,它被懸掛在樓梯側面的墻上,
顏色的圓筒密集排列,形成一塊非常有當地特色的調色板。另一件作品別出心裁地探索起“偉大的印度菜”,這種當地的食物地鐵旅客們每天都會帶著,但似乎從來也沒人認真思考過它。還有一個由當地廢料場的管子組裝而成的聲音裝置陪伴旅客們候車,人們在無聊等待之余是否也會閃念思考,那些被扔進歷史“垃圾堆”的是否真是廢物呢?凡此種種,伴隨班加羅爾城市景觀的改變,“藝術之路”團隊所創作的那些將當地歷史與當代都市風格相結合的作品已受到有關方面越來越多的關注。

上海地鐵16號線臨港大道站的一公共藝術作品
 

小微公共空間的品質如何提升?公共藝術又該如何介入?侯斌超表示,去年做的第一屆“上海城市空間藝術季”,便是上海公共藝術介入城市公共空間品質提升方面一個比較大的舉措。“第一屆‘上海城市空間藝術季’的主題叫做‘城市更新’,由藝術家、建筑師、規劃師等一起從不同角度切入主題,進行探討。主展覽包括建筑、規劃,涉及歷史的、前瞻性的、城鄉互動等主題,有一個關于空間藝術的獨立板塊,邀請專家一起探討藝術如何介入上海城市空間的發展。這個藝術季有幾個特點,一是公眾參與性很強;二是實踐性很強,也就是除了主展館之外,我們還在整個上海的城市空間里選擇幾個點,作為實踐案例展,切身感受到公共空間品質的提升,從而知道很多東西不是一個空的理念。

虹口區四平路俞挺、童凌峰的公共藝術作品《路亭》

跨學科的通力合作是當下公共藝術的一大特點,比如怎樣提升一個社區乃至一座城市的文化內涵呢?首先要知道其文化內涵何在。這就需要對具體的歷史進行挖掘和補遺,對具體的社區進行實地調研。比如,針對轉型期多元的城市問題,同濟大學社會學系與城市規劃專業開展了緊密的合作。“上海社區研究與規劃”并于去年出版了《同濟大學社區研究——上海社區研究與規劃》一書,對2014-2015年的上海社區研究初步成果進行了梳理。
其中對社區公共空間、社區文藝等方面做了詳細的調研,也給出了很多社會學方面的解讀。而今年,社會學系又以“城市空間與遺產社區”的老建筑生態研究為主題,專題調研在“城市更新”中老建筑應該如何保護,又如何發展,并關注社區融合、社區認同、城市記憶等問題。同濟大學社會學系主任朱偉玨教授在接受采訪時表示:“老建筑是上海城市記憶的載體,這不僅是建筑本身的風格承載著歷史的厚度,而在建筑中生活的人同樣構筑起記憶的維度。不管是曾經生活在里面的大人物,如名人故居的主人孫中山、周恩來、徐志摩、張愛玲等所留下的歷史篇章,還是現在生活在老建筑里的普通居民編織起的市井生活的煙火氣,都是這個城市記憶的一部分。”對于一座城市而言,歷史悠久的老建筑本身就是一道重要的公共景觀,而對于其內涵和現狀的深入了解也為公共藝術的介入提供了重要的學術參照。

美國紐約自由女神像

那么,公共藝術的角色是什么?林磊認為:“是一個‘城市觸媒’。以前的城市觸媒很多是雕塑、大的景觀或者是大型建筑,比如一些地標性建筑,它們激活了這一地區的經濟和文化。現在這種觸媒我覺得是更滲透到城市的血液中了,有更多的公眾參與其中,更社區化、走進人們的日常生活中。通過公共藝術來提倡城市的公共精神,增加人們對一座城市、一個社區的認同感和歸屬感。比如,上海的社區里現在既有老上海人,也有新上海人。老上海人有很多城市的記憶,新上海人很多其實也是因為喜歡上海的這些文化傳統才來到這座城市,并逐漸扎根上海。而在融合新老上海人這樣不同的群體方面,公共藝術也有觸媒的作用。”

埃及吉薩大斯芬克斯
 

當然,公共藝術在一定程度上亦能幫助解決中國城市長久以來存在的“千城一面”問題,因此“公共藝術一定要注重‘在地性’,一定要有地域特征。我們不光要研究國外先進的理念和經驗,也要加強對自身規律的研究,制定出適合自己的公共藝術政策”,林磊如是說,“但在實踐中不和諧的公共藝術案例也會引起爭議。作家金宇澄之前在某個講座中評論某一座上海城市雕塑時說:‘這個雕塑號稱學巴黎的,但人家反映的是巴黎的一段歷史,我們這里照搬過來合適嗎?’”如同雷同的高樓大廈,模糊了城市的特征,甚至阻斷了城市的歷史脈絡一樣,一件不合時宜的公共藝術一樣是敗筆,它融不進這座城市的歷史文化,結果只能成為一個莫名其妙的存在。
 

然而,當下我國的公共藝術發展依然面臨著很多難題。
以最直觀的公共雕塑為例,據有關部門提供的數據,上海現有城市雕塑一千多座,其中紀念性城雕占總數的30%,其余70%為裝飾性城雕,絕大多數屬于一般性作品,這與上海的城市地位、形象不相適應。1996年和2000年,上海曾進行過兩次劣質城雕的清理拆除或移位。
翁劍青認為:“中國公共藝術很多都訴諸外在的視覺張揚,而對社區生活的深度介入,這方面還不多。”
事實上,很多公共藝術對于公眾性的理解也存在落差,正如有學者撰文所言:“普通的民眾對城市的公共空間提出了自己的權利要求,那么公共藝術也要體現和滿足公眾的意志和趣味。而這一要求的錯誤之處在于,他們相信‘公眾’是一個無差別的群體,因此他們根據這個幻想中的群體及其想象中的需求來做決定造成的后果就可想而知了。”
一些看似扎根生活的項目,落實中也存在落差,林磊坦言:“比如居民的理解程度,當然這在于慢慢引導。從亞洲來說,這在日本、在我國臺灣地區都經歷過這樣一個漫長的發展階段。從它們的經驗來說,社區營造往往要經歷幾年的時間,而不是急于求成。比如政府說出錢給某個社區改造房子,一些居民卻并不積極。所以這里面還有很多的社會工作要做,讓居民慢慢感受到這個事是對我有好處的。所以現在很多社區是這么做,先拿一個小的點來示范,這個點如果成功了,居民們就會愿意跟進。有的時候政府是投錢的,比如社區的綠化景觀設計改造,但居民要有一定的參與度,才能獲得對社區的認同感和歸屬感,比如可以組織居民決議一個他們喜歡的方式來做,這樣的話在做的過程中,居民參與的積極性就高。然后他們會持續關注這個事,對成果感覺自豪,也會自發地、主動地去思考如何讓自己的社區變得更好。當自上而下的方式逐步轉變為自下而上的方式,居民的公共意識也得到了提高。”

《黑色幽靈》 立陶宛 克萊佩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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